具体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者对此亦有体会。“女童保护”团队公益宣传女童保护，孙雪梅观察到政府近年来对性侵日益重视，请她们进校园作预防教育的学校、教育部门、司法部门越来越多，但她缺乏更多的志愿讲师。面对不少需要心理支援的求助，她感到无力，“我们只能再去找专业人员介入，这应该借助官方力量由专门、专业团队来做”。

怀着对这项“神服务”的好奇，韩国记者还在中国特地体验了一番。据《中央日报》报道，4日晚，韩国记者办公室所在的北京市中心建国门一带，记者尝试使用了该软件。建国门这附近还不算娱乐区域，但在半径400米以内地图上跳出10名代喝人的位置。记者在点击其中一名代喝人后立即弹出他的自我介绍——“奥运会金牌级喝酒选手”，“酒量是白酒两瓶、啤酒一箱”。

《疫情紧 美航空出行人数创新高 韩国催热"云"聚会》童小军说，该制度建设要明确主责机构，设专门的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工作模式则跨专业、跨领域、跨部门。“一般来讲，这个专门专业的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应设置在民政部门，国家给予充分授权，明确责任目标，给予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