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艺军对《财经》记者说，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宏观有关，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然起到积极作用，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性侵儿童报案难、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

苏文颖指出，虽然联合国文件中使用了“儿童色情”一词，但现在国际上倾向于用“儿童性侵制品”替代“儿童色情制品”，国际刑警组织也建议使用这个术语，这也是为进一步强调这类制品的制作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对儿童的性侵害和性剥削行为，不宜用成人化的“色情”一词描述。

《国台办：2020年是对台工作极不平凡的一年》从事儿童保护的法律人士、研究者、工作者、公益人士，一个共识是：低估了儿童性侵事件发生率，暴露出的案例仅是冰山一角。